11月25日，第二届“潮学终身成就奖”与“潮学优秀成果奖”颁奖仪式在暨南大学举行。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国钦凭借数十年对潮剧研究的系统性贡献荣膺“潮学终身成就奖”。从1980年发表第一篇潮剧研究文章，到与林淳钧合著《潮剧史》将潮剧起源提前百余年，再到主编数十万字《潮学集成》之戏曲卷，这位深耕潮学六十载的学者，始终以扎实的考据、鲜活的观察，为潮汕文化的传承与研究筑牢根基。
点开视频听听吴国钦教授的获奖感言：
潮剧研究：从“免费看戏”的少年到“戏曲价值重建”的思考
南都：您是汕头人，自年少时就关注家乡文化。少年时期的经历，对您后来选择潮剧研究有怎样的影响？
吴国钦：我的戏曲启蒙，全靠汕头中山公园旁的“大同游艺场”。那时候家里穷，买不起戏票，但游艺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戏结束前半小时，免费放人进场。我小学高年级到初中，几乎天天盼着这个时间——下午4点就守在门口，4点半一进场，就能看潮剧、白字戏、正字戏，还有福建来的梨园戏、芗剧。
还有件趣事：十二三岁时，看福建芗剧的一位女演员，觉得她演得好，还写了封信赞美她，先给父亲看，父亲笑着说“没用”，但我还是寄出去了，至于她收没收到，现在也不知道。但这些经历让我明白：戏曲的魅力，藏在这些鲜活的表演里，这也让我后来一直关注“戏曲如何吸引观众”这个问题。
展开剩余86%南都：1980年，您撰写《姚璇秋的表演艺术》，摆脱了当时观感式的剧评模式，转向理论层面的探讨。当时为何会选择这样的研究视角？这篇论文的发表对您的研究方向有何影响？
吴国钦：“文革”后，整个学界都在“拨乱反正”，潮剧界也一样。粉碎“四人帮”后，她重新回到舞台，不但迅速医治好十年浩劫带来的身心伤痛，而且艺术上还有了新的进步，不愧为真正的潮剧大师。我写这篇文章，一是同情她的遭遇，敬佩她的人格；二是觉得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说“演得好”，要说出“好在哪”——比如她在《扫窗会》里的眼神，一个细微的动作，都藏着角色的情绪；她的唱腔，不是单纯的“好听”，而是贴合人物的心境。
这篇文章也让我开始思考“戏曲价值重建”：为什么《柴房会》能让观众看了又看？我想说的是，《柴房会》的伎艺表演大大增强了剧作的观赏价值。除了唱功、说白之外，椅子功、梯子功的生动运用，对塑造人物性格、表现剧情、渲染气氛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伎艺表演是我们戏曲传统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印象最深的是看京剧《时迁偷鸡》：时迁要“拿鸡”时，我心里犯嘀咕——戏曲是写意艺术，总不能拿只真鸡吧？结果他端着托盘，上面是一团报纸。后来才知道，这报纸是“伏笔”：他扯下纸条，在油灯上一点，张口就“吃火”，烟从嘴里冒出来——这就是戏曲的杂技技巧，太吸引人了！可惜时至今日，这一传统被相对忽视或放弃了，这使不少戏曲演出成了“话剧加唱”，忽视技术性手段的提炼与运用，戏曲演出的观赏价值打了折扣，观众的流失也就成了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
《潮剧史》，吴国钦、林淳钧著，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
《潮剧史》突破：解读一个明代剧本，将潮剧起源提前百年
南都：您与林淳钧先生合著的《潮剧史》，将潮剧诞生时间从明嘉靖年间推前至宣德年间，提前了100多年。这个突破性结论的核心依据是什么？
吴国钦：最主要的依据是1975年在潮州出土的明本潮州戏文《刘希必金钗记》。《刘希必金钗记》是潮州出土的明代手写剧本，内中标示“宣德七年六月□日在胜寺梨园置立”，写本封底有“奉神禳谢，弟子廖仲”八个字，这说明该剧很可能在明宣德七年（1432年）编写完成或上演，距今近600年了。
《刘希必金钗记》原来是一个元代南戏，原剧名《刘文龙菱花镜》，廖仲将它改编成适合在潮州演出的本子，改剧名为《刘希必金钗记》。在我看来，《刘希必金钗记》是一个南戏剧本，又是一个潮剧改编演出本，是南戏转型为潮剧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本子。证据之一是剧中使用大量的潮州方言、俗语、土话、谚谣，譬如元宵节称为“十五夜”，将除夕称为“廿九夜”，萝卜是“菜头”等等。在唱腔运用方面，眼下我们还不能判定《刘希必金钗记》的曲子究竟是用什么声腔来演唱，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胜寺戏班演出《刘希必金钗记》时，念白肯定是用潮州话说的。再者，剧中许多诗词包括人物的上下场诗都是押潮州话韵脚，其中，第六十三出一首叫【十二拍】的曲子是全剧曲牌联缀体制中一个例外，是典型的“潮州歌册”体说唱。更有甚者，剧本多处出现了潮州的风景胜迹、人情风俗、名物掌故描写，譬如潮阳灵山寺、潮汕地区过年请客吃槟榔的习俗等等，说明改编者为了让南戏《刘文龙菱花镜》能在潮州演出成功，是下了很大功夫将剧本“潮州化”的。这个剧本也证明，宣德年间潮汕就有戏班演出潮剧了，比之前认定的嘉靖年间，整整早了130多年。
治学与编纂：师从王起先生，为《潮学集成》戏曲卷守好学术门径
南都：您曾师从王起（王季思）先生，他的治学理念对您有怎样的启发？
吴国钦：王起先生最让我佩服的，是他对戏曲文本解读的较真。当年他带黄天骥、苏寰中和我编《元杂剧选著》《中国戏曲选》，每一句唱词、每一个典故，都要查清楚来源，解读出背后的时代精神和人性内涵。他常说，中文系的戏曲研究，不能只看表演，更要挖文本的“根”。后来某戏剧学院有位教授来中大讲昆曲《牡丹亭》，当场表演杜丽娘的动作，从导演角度解读得很细致，但我们的研究生讨论时发现：他没讲透《牡丹亭》在明代的价值——为什么它能成为“千古绝唱”？因为它写透了人性的渴望，写了“情至”的力量。这就是王起先生教我们的：解读文本，要看到它藏在文字背后的时代精神。
《潮学集成·戏曲卷》，吴国钦 梁卫群主编，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
南都：您参与主编《潮学集成》戏曲卷，如何兼顾学术性与系统性？
吴国钦：丛书编委会主任陈平原教授定的“每卷每人不超两篇”原则，是关键。一开始我们也犯难：饶宗颐这些名家，研究文章太多了，每一篇都堪称佳构。但平原教授说，《潮学集成》是学术总结，不是个人选集。这个原则一定，方向就清晰了。
我们把文章分了七大类：潮剧起源、明本潮州戏文、表演行当、唱腔音乐、剧目研究等等，每一类都选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同时也考虑普通读者：比如潮剧第一代表演艺术家、潮剧“五朵金花”之一范泽华写自己进剧团的经历，文字很生动，能让读者感受到潮剧演员的成长；王起老师评《辞郎洲》，用“柔情似水，烈骨如霜”形容女主角，既精准又有文采，这些文章虽然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但能让更多人了解潮剧，我们也收录了。
潮学展望：直面传承挑战，寄语青年学者
南都：获得潮学研究终身成就奖，您当下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吴国钦：其实在我心目中有好几位学者的潮学研究成果远远超过我的。我之所以能够获奖，是因为我比他们年纪大。（笑）还有的学者走得太快，譬如我的老同学林淳钧，他如果还在（2022年去世），这个奖他也该有一份——我们一起编《潮剧史》，他是提前大学毕业去潮剧院的，一辈子都在做潮剧研究。我只是比他多活了几年，多做了一点事。记得我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王起先生知道我们经常熬夜用功，劝我们要注意身体。他说，我的师兄夏承焘先生说过，做学问靠长命，不靠拼命。我现在就想借用这句话跟大家共勉。老师的教诲，言语幽默却饱含治学智慧。
南都：自饶宗颐教授倡议开展潮州学研究以来，潮学已发展为新兴学科。作为亲历者，您认为潮学研究近三十年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目前学科发展仍面临哪些挑战？
吴国钦：这些年潮学从零散研究走向系统学科，算是不小的进步，但学科发展面临最大的挑战还是后继乏人——年轻学者太少了，现在活跃在领域里的多是我们这些“老头子”。年轻人参与度低，没有新鲜血液注入，会直接影响潮学未来发展。《潮学集成》戏曲卷筛选论文时，找了许久才找到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作者，我坚持将其收录其中，就是希望能给年轻人机会。
南都：您的研究涵盖《关汉卿全集校注》《元杂剧研究》等古典戏曲领域，这些跨地域、跨时段的研究经验，如何反哺您的潮学研究？
吴国钦：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时，主攻方向一直是中国古代戏曲史，带硕士、博士也都是这个专业。退休后专攻潮剧史研究，其实是把过去学的文本解读法用在了潮剧上。譬如明代手写剧本《刘希必金钗记》出土之后，戏曲文物专家刘念兹先生于1985年出过一个校注本，但因为先生不懂潮州话，校注本出现了让人啼笑皆非的错误。我退休后对它进行解读，剧本字迹潦草，还有不少自造简化字，很多地方得靠猜。但正是这种逐字逐句的较真，让我看到了潮剧最初的模样：《刘希必金钗记》里的潮州语汇、俗语、谚语超过100个，全是接地气的“土话”，和现在潮剧里的方言表达一脉相承。前人多只注意到剧本里的方言，我却多问了一步：“演出时怎么呈现？”这么多潮州话词汇、符合潮州话韵脚的唱词，演出时肯定得用潮州话念白，这才敢提出“这是潮剧改编版”的观点。要是没有之前研究中国戏剧时练的文本解读功夫，恐怕也抓不住这个关键点。当然，全剧六十七出，我也只校注了前十出，接下来的活儿，得靠年轻人接过去了。
南都：对于投身潮学研究的年轻学者，您有哪些具体建议？您对未来潮学研究的发展有何期许？
吴国钦：对于年轻学者而言，做潮学研究首先得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态度，沉下心深耕。其次，要学会打开视野，以他者的角度来观照潮汕文化，譬如日本田仲一成先生，他以祭祀的视角来研究潮剧，提出了不少我们没注意到的问题。年轻学者要多借鉴这种“外来方法”，别把自己困在小圈子里。再者，要重视《潮学集成》，这套书不只是总结过去的“里程碑”，更是未来研究的“踏脚石”——里面收录了各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年轻人从这里入手，能少走很多弯路。潮学研究的未来，全在年轻人身上。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周佩文 朱蓉婷 实习生 郑温妮
视频：南都N视频记者 伊凯文 陈杰豪 实习生 闫浩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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